原创 晓木林 晓木曰兮历史系伯乐配资
我国的回族群体当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并不仅仅是汉人，在大西北的陕甘青宁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群体中，除了汉人之外，最多的群体就是蒙古人。有一些蒙古人部落甚至集体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了诵读古兰经的穆斯林，蒙古人的身份特征早已经消散了。早在蒙元时代，金戈铁马的蒙古人就对穆斯林群体青睐有加。
除了汉人回回和蒙古回回之外，说起蒙古人，无论是大元帝师八思巴，亦或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班禅喇嘛达赖喇嘛，都属于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历史渊源人尽皆知，那么，蒙古人为什么对回族穆斯林也如此呢？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早早的接触到一神教信仰，除了后来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深刻的影响了蒙古人的历史和现实。
回顾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的历史，蒙古人征服中国并非一蹴而就，部分地区发生了暴力事件。然而，穆斯林群体却能在这场风暴中安然无恙。蒙古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宗教宽容政策，人们通常对蒙古人冷酷征服者形象的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蒙古人并非被描述的那般野蛮，也非吉本所称的宗教信仰纯粹和宽容的完美倡导者。
展开剩余94%蒙古人在战斗中或许会显得冷酷无情，但在与外国人及其宗教传统打交道时，却表现出宽容甚至体贴。从今天的观点看的话，蒙古人首先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有意识地寻求实现目标的手段：首先是征服，其次是统治。蒙古帝国疆域辽阔，是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内部多样。在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帝国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至里海。他去世后，继任者将领土扩张至整个中国，西部边界抵达匈牙利和叙利亚。
在蒙古和平时期，大帝国内部空前的稳定，洲际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得以持续。整个帝国和平安全，因为这是蒙古统治所保证的安全。然而，在和平得以建立之前，蒙古人崛起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首先必须征服、摧毁或吸收其他民族及其文明。
许多记载指责蒙古人的征服摧毁了整个城市，并消灭了城市中的居民；例如，在成吉思汗第一次中东战役之后，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将蒙古人的征服描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从现在到世界末日……可能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据他估计，蒙古人仅在波斯城市梅尔夫就杀害了70万人。蒙古人是高效的征服者，但许多负面描述很可能被夸大了。这种历史编纂将蒙古人定型为，倾向于残暴和无差别暴力行为的刻板印象，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叙述是由那些最近遭受他们迫害的人所写的。道士长春子丘处机表明，就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在被征服后迅速繁荣而言，许多穆斯林作家所报告的大规模破坏肯定被大大夸大了。
尽管蒙古人的恐怖行为被普遍妖魔化，但事实并非如此。蒙古的宗教宽容并非源于高尚的理想，而是源于一种自觉的实用主义。成吉思汗的帝国囊括了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景教）、道教和儒教的民族。
这种复杂性需要一种微妙的政策，来安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便在帝国内部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随着成吉思汗统一的帝国分裂成不同的、几乎自治的各个继任国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每个汗国都制定自己的政策来处理宗教、种族和文化多样性。
总的来说，后来的蒙古统治者效仿他们尊敬的祖先，在符合他们的利益时实行宗教宽容。对外国宗教的宽容，是基于获得宗教领袖认可的实用主义希望，从而获得被征服民族中的宗教信徒的忠诚。
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有三种表现形式：（1）蒙古统治者皈依其宗教；
（2）赞助宗教神职人员和机构；
（3）忽视其领土内的宗教。
然而，成吉思汗本人在宗教宽容方面的应用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也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关心未来。当他听说道士能做到长生不老，甚至是永生的秘密时，他召见了丘处机，让他陪伴自己参加战争。
大汗赞助道士、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但有时他会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例如，当他认为伊斯兰教的屠宰方法令人反感时，他禁止这样做，并处以死刑，并要求所有臣民使用传统的蒙古屠宰方法。成吉思汗通过法令统治，写下法律，称为《大札撒》，在整个蒙古帝国都遵循。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维护《大札撒》，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法令，这些法令因地区而异。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建立的统一帝国开始瓦解。在接下来的两代人时间里，尽管蒙古的征服仍在继续，但继承权引发的冲突却愈演愈烈。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在俄罗斯、中东、中亚和中国发动了战争。其中一些继承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巩固他们在所征服领土上的实际自治权上。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嘴上支持大汗的中央集权，但他们的领地却日益发展为不同的国家：波斯和中东的伊尔汗国、中亚的察哈台汗国和俄罗斯的金帐汗国。
中国一直是蒙古征服的主要目标。不过，成吉思汗从未实现这一目标，但他的后代最终做到了。1234年，在窝阔台汗的统治下，蒙古帝国征服了女真人金朝；他的继任者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完成对南宋的征服。在另一场旷日持久的继承权之争之后，忽必烈成为第五代大汗。理论上，他是整个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但实际上，他重点巩固对中国和东亚的统治，让他的堂兄弟们控制西方的后继汗国。
1266年，忽必烈开始在大都，蒙古人称为汗八里建造他的首都。忽必烈与儒家学者磋商，并把自己的王朝命名为“元”，表明了中国传统对新政权的深远影响。忽必烈统治中国的政策是多种理想的混合体，反映领地的文化多样性。虽然他的许多政策确实以中国先例为基础，但其他政策则源于蒙古和其他外国传统。
忽必烈的宗教宽容政策延续了他的祖先创立的传统。他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甚至在她的儿子蒙哥和忽必烈登基之前，她就培养了他们的领导能力。在建立联盟和促进不同派系团结的同时，“她的政治天才或许在她的宗教宽容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唆鲁禾帖尼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基督徒，她看到了与其他宗教团体结交的政治价值，这与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统治者所做的大同小异。
她“赞助佛教和道教，以赢得中国臣民的青睐”，同时也赞助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信徒在蒙古各地都有大量分布。忽必烈在元朝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背离，是建立了一个基于民族差异的四层社会等级制度。最高层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主要是西方和中亚人，蒙古人信任的仆人，然后是汉人，北方人和女真人。最后是南人，南宋汉人。
这种等级制度是按忽必烈认为的，最值得信赖和最有用的群体排列的。由于地理和种族的起源，色目人大多是穆斯林。穆斯林和其他外国人在一个多样化的分层社会中，占据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色目人，即“诸色目人”，包括居住在中国中亚边疆的各个民族。蒙古人从国外引入士兵和官僚的政策，意味着穆斯林，包括伊斯兰化的维吾尔人被纳入帝国。因此，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进一步多样化。
维吾尔人历史上信奉许多不同的宗教伯乐配资，他们的逐渐伊斯兰化与蒙古人的征服重合，导致元朝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打上了维吾尔人身份的烙印。例如，在元代的官方文献中，“回”或“回回”一词，开始用于指代穆斯林。当时，维吾尔人在中国被称为“畏兀儿”，语言学家认为，“回”作为穆斯林的通用名称源于畏兀儿，畏兀儿最初适用于西方外国人。
在蒙古统治下的伊斯兰教被普遍化，穆斯林个人在元朝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有许多行政官员和朝廷信任的仆人。穆斯林还在决定性的襄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波斯工程师伊斯梅尔和阿拉丁设计了新的武器，引进了抛石机，穆斯林在新建立的元朝，一些最重要的军事职位上任职，元朝有12个省，每个省都由一名军事总督管理。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这12名总督中有8名是穆斯林，其他4个省的副省长也是穆斯林。
在中国的3个战区，中部、西南和东南的总司令都是穆斯林，他们早在1279年之前就为蒙古人服务。赛义德·阿札儿曾任陕西、甘肃、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对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和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云南当时居住着众多部落和小王国。赛义德·阿札儿帮助当地居民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经济，鼓励兴修水利和与元朝其他地区的贸易。他指挥的军队以穆斯林为主。许多士兵在云南定居，娶汉族女子为妻，建立了汉化的穆斯林家庭。
赛义德·阿札儿的另一项功绩是为云南修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他的儿子纳速剌丁继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直到1291年。纳速剌丁的孙子拜延是元成宗的财政大臣。与其他蒙古帝国的继承汗国不同，其臣民大多是穆斯林，元朝从未皈依伊斯兰教；元朝统治阶层大多信奉佛教。然而，他们的赞助使许多穆斯林在元朝脱颖而出。波斯医生引进了医疗技术和药物；1284年，耶律楚材负责大都的建造，融合了中国和伊斯兰教的风格和技术。
穆斯林还在中国天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波斯人扎马鲁丁在大都建造了天文台，并于1267年向忽必烈献上了新的天文仪器。扎马鲁丁还向中国历史学家介绍了“万年历”。由于这些成就，可汗建立了皇家穆斯林天文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在元代蓬勃发展，使中国在这一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穆斯林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官员。1314年，一个伊斯兰研究所正式成立，由来自帝国各地的著名穆斯林管理。许多穆斯林艺术和科学，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比在巴格达本身更加繁荣。穆斯林在元朝社会中享有特权，除了穆斯林商人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之外，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穆斯林工匠、手艺人和商人通过贸易为蒙古经济注入了活力，忽必烈则给予他们免税等优惠政策。
穆斯林在元朝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在管理帝国的财政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在1262年至1282年期间任命的财政大臣是阿合马，忽必烈经常任用穆斯林商人担任财政管理者、地方长官和税务官。这一政策有两个目的。
首先，穆斯林被视为精明的商人，他们能够筹集资金，为忽必烈的大规模项目提供资金，包括修建大都、疏浚大运河和在中亚、日本和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任用穆斯林作为税务官还转移了民众对沉重的税收负担的怨恨，使其不再针对蒙古人，而是针对更直接的罪魁祸首。在征收赋税的同时自己却享有免税待遇，这种不幸的讽刺。在当地民众眼中进一步诋毁了穆斯林。
穆斯林享受的宗教宽容似乎是他们与蒙古宫廷特殊关系的一个直接结果。由于某些杰出的穆斯林人物的贡献，整个社区得以繁荣发展。忽必烈以声望显赫的任命和特权奖励这些个人，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聚敛了巨额财富。同时，也许是在同一时间，他奖励穆斯林社区以宗教自由。与宋代一样，穆斯林社区有自己的领袖，包括泉州的伊斯兰教谢赫，他作为社区和政府之间的直接中间人。泉州还设有卡迪，担任当地法官和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者。
忽必烈推翻了他祖父的法令，允许伊斯兰教屠宰动物和男孩割礼。在帝国的赞助下，建造了许多清真寺，其中在大都和上都建造了清真寺。然而，这些恩惠只和可汗的个人意志一样长久。正如某些穆斯林臣民的忠诚服务，转化为整个穆斯林社区的利益一样，忽必烈对其财政大臣叛国的怀疑，也导致了迫害性政策。雇用不同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产生了负面效果，激起了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每个派系都争相获得可汗的青睐，在朝廷中宣扬自己的利益。
阿合马受到其他政府官员的蔑视，穆斯林在中国人中普遍因腐败和滥用权力而声名狼藉。阿合马最终被他的儒家对手，指控任人唯亲和其他罪行，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指责他在 1280 年代经济不景气。事实上，除了他的不检点，经济困境是整体管理不善的结果，忽必烈铺张浪费，对大众的税收负担过重。1282年，阿合马被一群阴谋家暗杀。阿合马死后无法为自己辩护，他的对手们指控他叛国，特别是偷了可汗的宝石。忽必烈相信了这些指控，公开羞辱阿合马的尸体，处死了他的几个儿子，并惩罚了他任命的官员。
忽必烈实施了几项政策，严重限制了穆斯林的宗教权利，直到1287年。法令再次颁布，禁止宰杀动物和割礼。忽必烈对穆斯林社区的惩罚旨在遏制他们日益增长的权力，因此，“镇压法令……更多的是受到政治考虑的启发，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仇恨”。由于与蒙古精英阶层关系密切，又容易受到蒙古可汗的任性摆布，元代穆斯林的命运必然会大起大落。
一方面，作为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的一员，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和繁荣程度都在增长；到 14 世纪，大约有 400 万穆斯林居住在中国。另一方面，作为与非汉族文化和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外国征服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即使在中国居住了几个世纪，穆斯林仍然背负着外来者的耻辱。元代穆斯林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广泛。穆斯林在元朝的建立和治理中发挥了超出比例的重大作用，这让他们获得了蒙古朝廷的青睐，但也引起了中国官员和百姓越来越多的蔑视。
蒙古人的恩宠既脆弱又短暂，但汉人对他们的蔑视，却持续到了元朝灭亡之后。在元朝末期，穆斯林失去了朝廷的恩宠，许多高级政府职位被佛教徒和儒家学者取代。穆斯林移民进入帝国的速度几乎陷入停滞。在灵山穆斯林墓地的墓碑上，所有碑文都早于 1353 年，这表明了一个急剧衰落的散居群体。
大约在同一时期，泉州的穆斯林之间的内讧导致了更大的破坏。在整个宋元时期，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徒，但也有少部分的什叶派信徒。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摩擦，成为元政府日益关注的问题，元政府在泉州部署额外的 3000 名什叶派士兵，来抵消人口不平衡，但这只会加剧问题并使情况军事化。
1357 年，随着中国各地爆发大量反元叛乱，波斯将军赛夫丁和阿米尔丁指挥下的什叶派军队揭竿而起，反抗仍然忠于元朝的泉州逊尼派居民。什叶派军队占领了整个泉州城，随后占领了莆田和部分省会福州。政府军前来镇压伊思巴叛乱，最终在1366年平息了叛乱。在泉州，元朝军队寻找叛军，但无法区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更不用说什叶派和逊尼派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该城大部分外国人。清真寺和其他外国宗教场所被摧毁。
此外，当地中国人加入了士兵的暴行，发泄了长期以来对与蒙古人合作的穆斯林的怨恨。在幸免于难的穆斯林中，许多人后来选择隐藏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完全融入中国汉人之中，以避免迫害。在 1350 年代至 1360 年代，一系列自然灾害，干旱和洪水，加上饥荒和瘟疫流行，农民起义爆发，反对蒙古政权。这种灾难性的环境催生了。许多千禧年宗教运动，将精神复兴的希望与政治抱负结合在一起。
红巾军是白莲教的分支，是一个好战的教派，认为对现状的暴力颠覆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必要手段。朱元璋加入红巾军，晋升为领导者。从 1356 年到 1366 年，朱元璋领导军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击败了竞争对手的叛乱集团，并在南京建立明朝，来巩固权力基础。
1368 年，朱元璋的军队征服了元朝的大都，结束了蒙古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的胜利，建立了明朝，登基为洪武皇帝。新王朝有自知之明，明朝推翻了近一个世纪的野蛮统治，从而恢复了中国本土的至高无上地位。
作为元朝民族社会结构的后继者，明朝以自己取代蒙古人，成为汉人的领导者，从而重塑了中国身份政治。在这种新的民族政治体系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其他群体，定义为服从于汉人多数的少数民族。新王朝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就是将蒙古统治精英成员流放回长城外的蒙古地区。明帝国停止了超越中国天然边界的接触，退回到一个孤立主义国家。
通过这一总体政策，明朝统治者试图防御在他们看来，始终存在的另一场蒙古入侵的威胁。相反，也许与逻辑预期相反，洪武皇帝没有将其惩罚性驱逐，或迫害措施扩展到其他为元朝效力的少数民族。事实上，许多为蒙古人效力的非汉人，继续为新政权服务。特别是穆斯林没有受到朝廷的严厉报复。
穆斯林继续在新政权中担任高级官员，为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穆斯林军官、建筑师、天文学家和工程师等，甚至在帮助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帝国的宽容和赞助并不能使穆斯林人口免受公众的怨恨，随着穆斯林被视为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贪婪合作者，公众的怨恨变得更加强烈，蒙古人牺牲中国平民的利益来充实自己。
因此，在明初政府实施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外交政策的同时，其国内政策试图通过使明朝社会同质化，鼓励不同群体，包括中国的穆斯林的文化同化，来缓和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根据中国汉人穆斯林的某些传说，洪武皇帝对穆斯林有特殊待遇，因为他本人是穆斯林。这一说法无法证实，大多数学者断然否认。
然而，汉人皇帝对穆斯林确实非常关心。他和之后的明朝统治者，继续在朝廷中任用穆斯林，让他们担任天文学家、历法制定者、钦天监的占卜师、使节、翻译和口译、探险家、哲学家和军事将领。
在朱元璋的征服战争中，他的军队中有许多穆斯林士兵和指挥官，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明朝军队的高级军官。据说，其中一位是常遇春，他作为红巾军的一员与朱元璋并肩作战，帮助推翻了蒙古人，明朝建立后，他晋升为元帅，被任命为丞相，并被封为湖广王，他在明朝建立后一年去世。
据说，另一位是沐英，他作为朱元璋的养子长大，被封为西平侯，并授予云南的总督。据说还有一位是蓝玉，他是常遇春的姐夫，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被封为永昌侯，但结局很悲惨，因密谋造反而被处死。这些战后的封赏很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但它们的授予表明了洪武皇帝对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的赏识。也许朱元璋对他的穆斯林仆人没有特别的感情，但他愿意雇用他们，表明对他们也没有恶意。
洪武帝试图恢复中国的本土儒家传统和制度，但允许外国血统的臣民留在国内，信奉他们的宗教，参与明国的政治生活。朱元璋下令并资助在几个省和城市建造清真寺，包括首都南京的净觉寺。据说他写了《百字赞》，赞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真主，刻在许多明代清真寺的牌匾上。
尽管如此，除了朱元璋对他的穆斯林臣民的仁慈之外，在他统治期间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通过立法途径，加速几个世纪以来逐步进行的同化进程。为了在外国影响面前捍卫中国文化，明初政府“决心迫使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采取一些中国方式”，明朝的政权“希望化解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因此颁布了旨在加速少数民族文明化的政策，包括帮助加速各种民族和文化群体同化过程的法律。”这些政策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可能加速了这个过程，不过，这不是穆斯林社会和文化转型背后的唯一原因。
必须承认，多方面的穆斯林社区内部的多重微妙因素和压力，也是这种转型的主要推动力。两项重大政策举措揭示了，汉化目标在文化和基因上的双重途径。一项旨在促进穆斯林融入主流汉人社会的实际措施是，要求他们采用汉姓。早在晚唐到北宋时期，一些穆斯林定居者就已经开始采用汉姓，例如，阿布·阿里家族就改姓蒲。然而，明朝政府要求所有穆斯林都遵循这一做法，以减少汉人与外国后裔之间的文化差异。
在此之前，大多数穆斯林保留着阿拉伯的父名，例如，伊本·侯赛因。他们的名字也往往是传统的阿拉伯语、古兰经或波斯语起源。新的汉姓是单音节的，写成一个字。通常，选择的音节类似于原始伊斯兰名字的音节：例如，蒲氏家族的“蒲”来自他们的祖先阿布（Abū）的第二个音节。
第二项政策是在生育层面进行。大明律规定，居住在明朝的外国血统的非汉人。必须与汉人通婚。显然，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混血，来消除现有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如果成功，这种通婚和混血可以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这些界限。然而，简单地规定通婚，是强制性的，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克服几个世纪的习俗和偏见。因此，大明律规定，虽然蒙古人和色目人禁止在自己的民族内通婚，但需要豁免：由于大多数中国人被外国人所鄙视，并且会拒绝与他们通婚，因此，如果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为了他们的灭绝而表示同情”，他们被有条件地允许在自己的群体内通婚。
最终，通婚法的目标从未实现。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区继续发展，通过自愿通婚和收养。在明朝时期，富裕的穆斯林收养儿童，然后抚养他们成为穆斯林，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穆斯林男子确实按照法律娶了中国妇女，但这些配偶经常皈依伊斯兰教。促进汉化的其他法律包括要求上中文学校，以及在清真寺内或附近树立牌匾，歌颂和宣誓效忠皇帝。
但是，明代中国的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中华文化，但他们也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穆斯林已经接受了中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穿中式服装，在公共场合说中文，吃符合清真标准的中式食物。但是，许多穆斯林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身份和习俗，表明他们在明初的同化主要是表面的。在许多方面，穆斯林仍然与非穆斯林同胞有明显区别。穆斯林没有完全融入中华文化，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亚文化，即回族文化，或称中国穆斯林文化。
在大多数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地区，当地人仍然坚守着遵循宗教领袖、参加清真寺和由清真寺管理的学校的传统，一些学生仍然学习阿拉伯语和/或波斯语。明帝国试图削弱他们与中国境外其他穆斯林的关系，但许多中国穆斯林，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西部边境附近的人。继续与中亚的教友交往。洪武朝之后，明朝皇帝对穆斯林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皇帝对穆斯林的态度比较冷淡，虽然他们很少积极迫害穆斯林，但对阻止地方官员和平民骚扰穆斯林没有什么作为。
有些皇帝效仿洪武的做法，善待穆斯林臣民，让某些穆斯林参与朝廷事务和国家事务。永乐皇帝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花了些时间才在穆斯林政策上保持了一贯性。在他统治初期，曾出现过对穆斯林的迫害，比如在泉州。然而，在1407年，永乐皇帝颁布法令保护泉州穆斯林，威胁那些“虐害、侮辱、欺骗、威逼”穆斯林的人，将受到严惩。
据信，永乐皇帝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与他的穆斯林顾问郑和关系密切，郑和代表泉州穆斯林社区进行了恳求。郑和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明朝历史和中国穆斯林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名马和，出生在云南昆阳的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次子。在洪武皇帝平定四川和云南的战役中，年仅十二岁的马和被俘虏，带到首都南京。在那里，他被阉割，成为皇帝四儿子朱棣的侍从太监。年轻时，马和成为朱棣最喜欢的伙伴之一，并在儒学官员的教导下学习儒家经典。
1391年，马和陪同朱棣和他的军队前往北京，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1403年朱棣继位后，马和成为他信任的顾问。1405年，他被永乐皇帝赐姓郑。1405年，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远航西洋，宣扬国威。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至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带到世界。
郑和的宗教信仰兼收并蓄。他出生于穆斯林家庭，但幼年丧父，由宫廷官员施以正统儒家思想。他也接受了佛教灌顶，法名福善。
然而，他从未停止过做一名穆斯林。在旅行中，他会在中国和海外的清真寺停下来做祷告。正是在一次访问阿斯哈布清真寺时，他目睹了泉州穆斯林社区的困境，并为他们说情。他的船队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中到达了麦加，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追随父亲和祖父的脚步，进行朝圣哈吉。
同年晚些时候，他死在了加尔各答，今属孟加拉国附近。他的遗体按照穆斯林习俗进行了准备，他葬于大海，头朝向麦加。应他的要求，“他的鞋子和一缕头发……被带回了南京，埋在了城外佛教石窟附近”，今天这里有一座穆斯林坟墓。
依附于明王朝的中国穆斯林所享有的特权，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许多普通穆斯林臣民的繁荣。虽然郑和等受尊敬的穆斯林官员，能够为整个穆斯林群体争取到某些特权，但中国各地的普通穆斯林，却日益成为汉人地方官员的迫害对象。事实上，穆斯林个人所享有的繁荣，无论是由于他们的军职和文职职位，还是由于他们成功的商业经营，都可能是怨恨和敌视的主要原因。
明朝的汉人认为穆斯林是蒙古人的同伙伯乐配资，有外国血统，这种看法助长了怨恨情绪。元明时期的穆斯林经历了许多进步，但也有一些挫折。他们更加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社会，但他们是否已经足够同化而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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